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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3年到2006年之间一段卖心脏支架的经历，让王明理（化名）对心脏介入专家的看法大大改变。在他看来，专家之所以在病人身上用那些无证的支架，逻辑其实非常简单：这些产品的回扣更高。 

王明理曾是北京一家经营心脏介入手术产品的医疗器械公司销售员，他的主要工作是推销心脏支架。他说，当年的市场情况是，一个国产支架，出厂价不过3000 元，卖给医院的价格是27000元，一个进口支架的出厂价是6000元左右，卖给医院是38000元，医院进货之后，再加价15％卖给病人。近年来，因为 竞争日渐激烈，价格有所下降，但仍在万元之上，远远高于欧美发达国家，跟发展中国家相比更是高得离谱。业内有说法称，同样是一台心脏支架手术，在中国所花 的费用，相当于在印度做完之后再在印度旅游一圈。 

支架出厂价与医院进货价之间的高达数倍的利润，不可能仅仅归王明理他们这样的公司。某种意义，王明理和他的同事们的工作，就是将利润向安装支架的介入专家倾斜，以维持整个系统的平衡。 

王明理的主要服务对象由两种人组成：北京知名医院的心脏支架专家和北京周边医院的心内科主任。 

由于对技术的要求较高，一些不具备条件却想开展手术的医院，只能聘请大医院的专家前来完成 （段广水的情况正是如此，他在门头沟医院做的手术，但手术医生却是北京世纪坛医院的专家），王明理充当的是两者的桥梁，他为那些想开展支架手术的医院请来 专家，同时带来本公司提供的心脏支架和配套产品。 

专家的“好处”分为两块：一是支架的回扣，按支架的使用个数计算，每个是1500元。当地医院为了充分“用足”专家，一般都是集中多名病人一起来做手术，如果总共使用10个支架，回扣总额也就是15000。 

此外，专家到来之前，当地医院要向患者提前收“专家费”，也就是通常所说的“红包”。每个手术病人1500元，如果仅做造影检查而不装支架的话，则是 1000元。这样算起来，专家每跟王明理出去一趟，现金收入在两万元以上。而跟王明理合作的专家，除了一周有一天半时间在医院上班，其他所有时间都在“走 穴”。王明理保守估计，他们一年仅“走穴”的收入便要在500万元以上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当年他经手的一批无证支架，一位专家虽然看出来问题，但仍然给病人 用了，只不过有证支架的回扣是1500，无证的则是2500。 

至于手术当地医院，从王明理的公司所能得到的好处是：手术所有使用耗材总费用的20％。这笔钱通常只交给医院的科主任，至于进一步再如何分配，则是对方的 事。这是因为规避风险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做法。事实证明它极易埋下隐患。2002年5月9日，山东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曝出一桩命案：光天化日之下，该 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孟军将科主任张登学用哑铃活活打死。根据警方调查，引发这起命案的，正是心脏支架的回扣分配问题。 

在王明理看来，在心脏支架手术圈里，病人是否需要安装以及安装多少支架，完全取决于手术医生的良心。问题在于，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，良心往往脆弱不堪。根据王明理的经验，对于那些可装可不装的病人，专家一般都要装。 

王明理的观点得到一位心内科著名专家的认可。该专家指出，尽管我国制定了心脏介入手术的诊疗指南，但制定指南的，恰恰是与之有直接利益关联的介入专家。而在国外发达国家，类似规范需有心脏外科专家、公共卫生专家甚至律师参与，以充分保证患者的权益。 

医院最早开展支架手术的是心内科，因为利润丰厚，后来急诊科也逐渐推开，有的医院则专门成立了介入科。于是医院内部也有了竞争，分诊的护士往往成为不同科 室的争取对象。王明理说，据他所知，在有的医院，分诊护士给某科室介绍一名做支架手术的病人，就会拿到一笔千元左右的回扣。这些竞争最后的指向仍是病人， 在病人身上扩大适应症甚至给没有适应症的病人安装支架，往往是解决矛盾的最好办法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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